劉文、丘琦欣
文章提出「左獨」立場，思索其困境與可能的出路。
一、中國新左翼與西方左翼的共構
華人左翼有長遠的歷史，也無法簡單地被國家、區域，甚至民族認同的角度統一詮釋。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世紀末進入全球資本市場之後，華人左翼的論述與西方左翼開始有更高度的交流，在意識形態上也因為後冷戰地緣政治、中國主導的國族認同建構，以及西方學派的反帝國主義思考等因素，變得更加複雜且混淆。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首先談及中國「新左派」（New Left）思想的崛起，如何影響西方的左翼論述，又對中國提供了什麼看法。接著我們探討夾在這兩大流派之間的「華裔左翼」，如何轉譯並挪用兩者之間的相互參照，建構出自我的中國想像。最後，在各式民族主義崛起以及大國地緣競爭白熱化的當代，我們提出「左獨」立場，思索其困境與可能的出路。
1990年代，中國的「新左派」因為反對自鄧小平時代以降，放棄以國家為主的計畫經濟，轉向自由市場而興起。新左派學者認為後鄧小平時期以資本發展為優先，犧牲了左翼的階級平等原則，使得城鄉差距與貧富懸殊持續擴大。他們呼籲對毛澤東時代的遺產進行批判性再評價以回應當前局勢，其中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註1）最具代表性的新左派學者汪暉主張，中國全面的市場化使得中國的社會問題必須放置在全球資本主義之下檢視，而不能單純只回到以國家主導的經濟；他認為，只有回溯至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方法，中國才能去除西方影響，走上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註2）新左派的「新」，除了源自以上對於現代性與市場化連動的批判，也來自他們對全球化下興起的左翼運動與思想的影響。這些受到各種西方批判理論影響的中國學者，反對那些歡迎中國走向資本化，並依照美國及西歐強國的路線進行政治改革的「自由派」，跟他們有著根本上的對立。因此中國的「新左」，實則與西方1960年代後崛起、多數選擇與工運保持距離並且以身分認同訴求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的「新左」，（註3）在意識形態上有所矛盾。
即便如此，西方學術界同情中國新左派的為數不少。David Harvey 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以及 Naomi Klein 在《震撼主義》書中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理解，以及中國應該走向的去西方現代性路線，與汪暉的思想不謀而合。一方面，西方學者想要從新左派身上，指認政治光譜下的中國「左派」，對比著他們所認知已經被新自由主義入侵至體無完膚的西方；另一方面，無疑有一部分是出於新左派吸收並運用了西方批判理論，強調「中國模式」與西方發展脈絡區隔的重要性。因此，中國新左派本身就像是西方學界左派的一種對照產物。自習近平上任後，毛派中的反西方國族意識形態漸成為主流，所謂新左派要跟著重經濟發展的自由派對抗的說法，也不再適用。新左派的領導人物汪暉，遠遠不是反對國家政策的異議知識分子，他論述中的國家主義變得相對顯著，成為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擁護者。（註4）不但被稱為「國師」，也不忌諱地為「中國模式」的「一帶一路」經濟擴張政策辯護，主張此項政策有反資本主義的潛力。
在台灣、香港、西藏以及新疆的主權問題上，以汪暉為首的新左派，大量引述後殖民理論，指出這些地方性的認同感來自於前殖民者文化影響的遺緒，並非合理或正當的，因此堅決支持將台灣與香港併入中國的領土，也反對西藏及新疆的主權，認為需要依靠「後殖民」的思想將其文化與民族認同解構。汪暉列舉毛澤東思想對於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普世性平等承諾，作為台灣、香港應當成為中國一部分的理由。在此，民族主義又一次居於優先地位。新左派的國家主義轉向，也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左翼思想，尤其是離散的華裔左翼——身在中國境外、多數立足於西方世界的華裔二代運動者和思想家——提供他們對於「非西方」知識的想像。不過中國新左派與華裔離散左翼的觀點還是有重大的差異，反映了兩種不同的中國想像，前者為「中國模式」的擁護者，而後者將中國作為抗衡美國強權的政治載體，特別是經歷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COVID-19之後，離散華裔左翼開始將「中國」作為反抗美帝的一種種族化的想像共同體。
二、反送中、COVID-19、離散華裔左翼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引發華語世界乃至全球左翼，對於香港作為後殖民國家反抗國家威權暴力合理性以及中國角色的辯論。一方面，國際左翼認為基於民族自決與反國家暴力的立場，應對於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表示支持；而另一方面，其他離散華裔與西方左翼則對於反送中抱持批判態度，他們反對運動之中所呈現的「戀（英）殖主義」，以及香港人對於（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嚮往。左翼對於反送中運動的辯論，在以離散香港人為主的國際左翼網路媒體「流傘」（Lausan Collective）與離散華裔二代為主的左翼網路媒體「橋」（Qiao Collective）的對峙中白熱化。2019年於反送中運動中成立的流傘，致力於在「抵抗西方和中國的帝國主義」兩者之間，開闢香港左翼的一條路徑；（註5）相反地，2020年初登推特的「橋」，主張反送中的政治內涵不具有任何左翼發展的潛力，並且認為運動者所提倡的「自決權」，是一種受到西方殖民主義所影響的虛假論述，反送中則是美國情報單位所主導的「顏色革命」。（註6）「橋」的基進立場並不止於對於香港議題的發言，也反映在他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高度理想化，以及贊同毛主義主張為了對抗帝國思維，國家具有合理擴張其對人民控制的權力。（註7）
「橋」以左翼以及反帝國的論述，反對國際對中國政府的批判，懷抱中國民族主義情懷的立場，在COVID-19疫情進入全球流行階段時備受關注，甚至被美國知名左翼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邀請投稿，撰寫以離散華裔主體出發的反帝國論述。（註8）而在2021年9月18日，「橋」也與歷史悠久的左翼組織「人民論壇」（The People’s Forum），於紐約市合辦了一場會議，出席的講者包含知名的左翼學者Vijay Prashad、Roxanne Dunbar-Ortiz、Radhika Desai，奠定了這個短暫竄起、只有社群媒體的組織，在西方以及離散左翼中的正當性。「橋」與「老牌」西方左翼的合作，體現了在COVID-19之後，西方左翼因不滿美中之間「新冷戰」對峙，以及美國政府對於亞洲國家越漸重視的「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經濟與軍事政策，使得他們原先從1960年代起對於中國——尤其是毛時代中國——就持有的高度期望，更加地浪漫化。（註9）
另外，對於離散華裔左派，COVID-19疫情引起內部敘事的一個重大轉變，來自於疫情期間，美國引發多起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包含2021年亞特蘭大按摩中心槍擊案；這場槍擊案造成八人死亡，且死者多數為亞裔女性移民。疫情爆發的時候，川普執政下的美國政府引發的美中貿易戰，是所謂新冷戰的開頭。在離散華裔左翼眼中，中國從一個屬於外圍、局限在亞裔的身分認同政治的政治議題，突然變為一個主流的、關係地緣政治的議題。「橋」的出現顯示一部分離散華裔左翼，因為面對大量反亞裔美國人歧視的衝擊，轉向對於中國的認同。中國不僅僅只是一個政治體系、國家，在離散華裔族群的想像中，它更是相對於美國而沒有種族歧視的烏托邦。「橋」的成員主要是以英語書寫為主的華裔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資訊來源為中國政府旗下的英語官方媒體，或是英語學界的左派學者，包括David Harvey與Naomi Klein等本來已經對中國新左派有所同情的學者，以及被翻成英文的中國新左派學者。因此，華裔美國人對於「家鄉／祖國」的想像，同時也納入了西方學者對於中國的投射，認為中國沒有美國所有的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平等，以及中國是唯一能脫離全球資本主義並建構實質共產社會的國家。換句話說，英語世界的左翼學者，某方面也將中國的官方宣傳在地化（localize）於美國當地左派的論述中。
這樣傾中的左翼論述的一大問題是，除了帶有對於中國政府當代的權力運作模式與1960年代相等的誤判，他們也拒絕將當代中國放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分析，而僅僅是將中國的運作邏輯視為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意外」。與中國新左派相似，「橋」製造的中國有其投射和想像，但兩者也有根本上的差異。中國新左派論述強調過去毛時代的中國和近代鄧時代後的差異，認為鄧小平的經濟開發政策逆轉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但「橋」的離散左翼論述則認為中國的經濟開發政策是社會主義的延續，是西方世界將此項發展抹黑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換句話說，中國新左派強調毛時代和鄧時代的斷絕（discontinuity），「橋」則強調解放後中國的持續性（continuity），但是無論是「橋」或中國新左派，都反映了「翻譯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translation）對於西方批判理論乃至世界左翼的影響。（註10）
雖然「橋」所代表的離散華裔左翼觀點跟中國新左派有上述明顯的差異，隨著「新冷戰」和美中貿易戰的白熱化，「橋」在美國的左翼社群中被看成能夠代表中國左派的組織，作為翻譯管道並重新包裝中國官方媒體的論述，成為美國當地左派比較能解讀的說法，包含將「一帶一路」詮釋為援助全球南方的進步政策，並將香港反送中運動定位為西方所指使的顏色革命。企圖代表中國觀點的「橋」，追求某種離散的「真實性政治」（diasporic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同時被西方左派看成是中國本地的觀點，反映西方左派也在追求這種以身分認同取向的「真實性政治」。透過翻譯，「橋」的論述也經由Code Pink與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這些討論地緣政治以及中美台關係的西方左翼相關組織，宣傳傾中觀點並影響到台灣、香港等華語語系地區，因為亞洲左派論述還是大量受到西方左派論述的影響。這意味著華語界的左翼論述，還是得大量進口並拆裝西方左派批判美國帝國主義以及其他反殖民的思想。諷刺地，這也將離散亞裔——例如「橋」——對於亞洲的投射和想像轉折納入亞洲地方政治本身。
三、台灣的左獨出路？
雖然中國新左派和離散華裔左派的「橋」主要關注的是中國在世界的位置，認為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左翼力量，並且引述西方左派的邏輯來提升自身在全球左翼的地位。無論是晚清的「中體西用」概念，民國時期魯迅的「拿來主義」，或是其他時期，雖然華裔左翼傾向推翻西方霸權或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知識架構，但他們長期以來接受西方的影響，這也突出了一個後殖民主義理論所必要面對的困境。
創造台灣的「左翼」論述也面對類似的問題。台灣夾雜在帝國的邊界，古代和現代的中國、日本，與美國等等強權的環繞在側，因此知識生產也勢必夾雜在這些國家之間。日治時代台灣，許多反殖民的知識分子在日本留學，關注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的左翼理念，而近代比較多左翼學者則是於歐美留學，尤其是美國的知識、教育體系與左翼論述影響甚鉅。有鑑於此，台灣的左傾學者也多數引述了美帝的自我批評論述。但關於台灣獨特的觀點或地位卻相對比較少有理論架構的生產，這也造成了學術左翼容易掉入複製西方左翼論述的窘境，進行Edward Shils所說的「重複性的知識活動」（reproductive intellectual activity）。（註11）當然，位於帝國邊陲的困境並不代表具有爬梳本土脈絡的左翼論述完全不存在，但在當代的台灣，本土的左翼論述難以與統一和獨立的國族政治辯論全然脫鉤。深受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以及毛主義影響的華裔左翼，放置在這個脈絡下，經常使得台灣的國家主權成為在階級以及（美）帝國之後的次要問題，即使毛澤東在國共內戰時期曾主張台灣為一個獨立的「民族」並應享有一定的主權，與當代的中共政權不同。（註12）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讓新世代受到了「左獨」啟發，但這股能量卻是稍縱即逝。對於廣泛的台派而言，中國因素與中共武統的問題，仍是當下政治的首要考量，也因此可能會將左翼的關懷，包含勞權、人權，以及對於政府公權力的批判，放入次要的考慮。太陽花運動後「第三勢力」政黨的短暫崛起——一個渴望建立能夠制衡兩大黨的本土政權的政治範疇——也逐漸被搖擺不定、功利主義導向的政治操作模式所取代。在當代，夾雜在中、美大國政治之間的「左獨」，究竟能否成為一個有實質影響力的政治範疇與論述？必須源於「左獨」的政治社群思考如何製造符合台灣獨特性的左翼獨派論述，而不是複製西方的反美帝論述。左獨在立足於台灣主權的基底上，必須同時批判中國民族主義、漢人墾殖殖民主義，以及美國帝國霸權。在中國侵略台灣意圖越加明顯，以及灰色地帶戰爭越加頻繁的現況下，要維持「左」與「獨」兩者的兼容更為困難。與其在兩者的立場之間擺動，左獨的位置能做的，即是對兩者皆提出合理的社會分析，並與兩國中受到政權壓迫的少數族群建立連線政治，才是能夠擴大左獨思想與政治實踐的出路。「左獨」的思想，必須理解和反映台灣的政治現實狀況，而不是依附中國或美國不符合真實的政治想像。在一個離散華裔、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以及台灣人都受到政治壓迫的時代，「左獨」的政治和離散左翼的交集，即在於提供這些運動批判漢人文化霸權的思想資源，擴張世界左翼對於「華人左翼」的理解，以超越單一絕對的民族主義。
《華人左翼思辨（思想49）》
出版社：聯經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出版時間：2024年2月
註解：
1、Ban Wang and Jie Lu, China and New Left Vision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ventions.
2、汪暉，1997，〈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第5期，頁133-150。
3、Louis Menand, 2021, “
,” The New Yorker. March 15.
4、陳純，2022，〈「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汪暉的左翼立場與「國家主義」〉，《思想》，44期，頁309-344。
5、參見流傘網頁：Wen Liu, JN Chien, Christina Chung, and Ellie Tse （Eds）. （2022） Reorienting Hong Kong’s Resistance: Leftism, Decolonial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6、參見橋的
；以及Laura Ruggeri’s “
Agents of Chaos: How the U.S. Seeded a Color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7、參見網址
8、Qiao Collective, “
Can the Chinese Diaspora Speak?
,” Monthly Review, July 1, 2021
9、Fabio Lanza, “
Of Rose-Coloured Glasses, Old and New
,” October 20, 2021. Made In China Journal
10、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as Cultural Politics: Regimes of Domestication in English.” Textual Practice, vol. 7, no. 2, 1993, p. 208-23.
11、Edward Shils, “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 no. 1, 1958, pp. 5-22. JSTOR. Accessed 14 June 2023.
12、Gerrit van der Wees, “
When the CCP Thought Taiwan Should Be Independent
,” The Diplomat, 3 May 2022, Accessed 14 June 2023.
本文原載於聯經出版社《思想》雜誌第49期，端傳媒獲授權轉載。